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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女僕說話
伍軒宏
在階級區分又開始明確的時代，我們也許會越來越常看到女僕的角色。然而即使在強調女性觀點的場域，女僕的聲音並不容易被聽到。她們會講話，但不見得可以「發聲」。性別加階級的雙重限制，使女僕或女傭成為沒有聲音的一群。因所處的位置關係，她們承擔主流社會不願意承認的壓迫、掠奪、剝削、欺凌、不義。文學小說受階級屬性的影響，對女僕問題的處理，總是力有未逮，儘管在18世紀英國小說的起源時刻，李察遜作品就是以男主人和女僕的關係為基礎。最近的小說（電影）《致命化身》與《戴珍珠耳環的少女》代表為女僕發聲的再次試探。
瑪格麗特‧愛特伍（Margaret Atwood）在名作《使女的故事》已經用女僕的比喻，解讀性別關係。這次，她在《雙面葛蕾斯》（Alias Grace）以繁複的編織，大手筆重現19世紀僕役生活，希望讓我們看見女僕的困境。「僕役弒主」的故事總是令主流社會既害怕又著迷。召喚發生在1843年加拿大多倫多的一起歷史奇案，愛特伍探究在案發當時才16歲女僕的內心世界，並把加拿大社會史帶進來。透過葛蕾斯離開愛爾蘭、渡海、逃家、一家換一家的僕役經歷，我們也看到性別、階級、移民離散糾結在一起的鮮明面貌。
一名16歲女孩為什麼會犯下殺死管家和男主人的大案？葛蕾斯是主謀，還是幫兇？她又名瑪麗‧惠特尼，那是病態認同導致的雙重人格嗎？為了探索內心，愛特伍設計一位年輕醫生的角色，嘗試用佛洛依德之前的新興精神醫學，經由早期「談話治療」（但沒有躺椅），在問答之間，讓葛蕾斯說出「真相」。歷史上，有許多人講葛蕾斯的故事，認為她是邪惡的，或無邪無罪。愛特伍設計醫生與女僕的「對話」，醫生學習聆聽女傭說話，想讓她發聲，讓我們「聽女僕說話」。但是，愛特伍也深知醫學論述的極限，在試圖論定葛蕾斯是歇斯底里、性壓抑、分裂人格、雙重人，還是「正常」人的過程裡，她也凸顯醫生人物的掙扎與無力。
有趣的是，愛特伍沒忘記描述女僕的吸引力。除了因位居底層，承擔社會黑暗面的壓力外，也因位居權力底層，身處權力與慾望的連鎖之中，女僕是父權體系最普遍卻祕密的慾望對象，無論幻想或真實。一面讀葛蕾斯的故事，我們也可以開始認真看待身邊越來越多，來自他方的菲傭印傭泰傭越傭及其遭遇。
（刊載於《中國時報》「開卷」版，2007年7月14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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